有位建筑大师这样说过，说古建筑和古城是带有文化符号和生命光泽的“活化石”，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历史的记忆，她承载和见证着的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这正是古建筑和古城守护的真谛所在。

在欧洲，上至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下到市政管理者、普通百姓，都对古建筑和古城守护有着更全更深更透的认知和理解。可以说，他们对古建筑和古城的用“心”守护和“悉心照料”以及基于古建筑和古城的自信与自豪的情怀，都达到了很高的文化境界，常常给去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以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欧洲人常常把传统的古建筑形象地称为“喜马拉雅山”，意思是“你不能走过去，最好的办法是保留它”。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

看过巴黎的古建筑及其周围环境，很多人都会由衷感慨那种视觉上的享受。巴黎市将新老城区分开，用凯旋门作为新老城区的分界线：一边作为老城区，不允许现代建筑踏足，另一边是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曾有巴黎人这样自豪地说过：如果他们古代的祖先再回到巴黎，依然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可见巴黎的古建筑和古城保护之完整。意大利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述西方建筑和城市历史的书，意大利的建筑和城市都占据着相当多的篇幅，其对古建筑和古城的守护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和层次。这种境界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境界，这种守护实质上演变为了一种“守护文化”，这种“守护文化”又进阶为一种责任和事业，体现了对于历史和子孙后代的担当。反过来，他们的自信和自豪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们所守护的老建筑和古城。而当下我们缺少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境界和素养，一种“守护文化”的信念。

总体来看，欧洲对古建筑和古城守护有三个具体层面。

一是法律的层面。欧洲很多国家对老建筑和古城划定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规范保护“红线”。法国早在600年前的1374年就有规范城市建筑的法律。1913年，法国专门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法》，当时巴黎105平方公里的古城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保护区内变动或新建任何建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意大利法律则明确规定建筑物外部结构属于政府，购买者只有房子内部的使用权。

二是操作程序层面。严格操作规程是欧洲各国守护古建筑和古城遵循的重要原则。如在建筑拆迁的限定上有清晰的边界。英国有专门的古建筑保存条例，该条例规定，凡是1840年前的建筑物，一律要加以保护，不得更改外观；1900年前后的建筑物，根据是否有保留价值而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凡是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则可以重建。此外，决策审批程序也十分完备严密。如法国专门设有国家建筑规划师制度，市长要听取并参考规划师的意见，同时，建筑计划还要广泛征求民意，多数民众反对的建筑计划要撤销或重新规划。

三是辩证地对待保护。欧洲对于建筑保护，一向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意思是，他们并非简单地为保护而保护，而是积极意义上的保护，其中不乏对古建筑和古城的保护性修缮和建设。把以“保护”为准则和目的的修缮建设再度融入“保护”之中。我们在伦敦、牛津和剑桥所见到的一些15、16世纪以至更早的教学楼、校舍，业已搞过多次修缮建设，但从外形看，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外墙上斑斑驳驳和风化层清晰可见，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到，这种保护不是消极应付，而是在认真考证和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修缮方式建设加以保护。

正是这种对古建筑和古城守护的文化境界，造就了今天欧洲一个个有历史记忆、有建筑文化特色的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度及其城市，也为世人留下了一笔笔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