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最后的长江峡谷

6300公里长江，只剩下最后一个自然峡谷——位于长江源头通天河的烟瘴挂大峡谷。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长江流域建成、在建或规划中的水电站大坝已超过 2000 个，许多自然峡谷由此而消失，水位上涨淹没了动植物栖息地，导致严重的生态灾难。而在最近两年，牙哥水电站即将选址烟瘴挂大峡谷的风声悄然四起。“这个地方的野生动物太多了。如果大坝蓄水成功，长江最后的急流——通天河便停止了奔涌，水位提升 40 米，回水 100 公里，烟瘴挂这一生态天堂将彻底毁灭！万里长江的自然峡谷将全部消失！”一直在做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杨欣说。他的“围魏救赵”计划于 2013 年夏成型：组建专业队伍进入烟瘴挂，对峡谷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普查，借以引起有关部门和公众的关注，“如果我们能在峡谷内找到雪豹，或许还能阻止水电站项目。”（图：杨欣和志愿者站在烟瘴挂峡谷口的河滩高地上，他们身后就是牙哥水电站的规划位置。从左至右：李晶川、斯求才仁、杨欣、马小浩、李斯扬、霍达、孙爷）

藏民尕多家的窗台上，躺着两个雪豹的木头玩偶，每个不到巴掌大，上面都是灰。阳光透过污点斑驳的窗户洒进来，照在玩偶上。

“孩子小时候玩的，玩了几天就扔在那里了。”三米开外，尕多和妻子站在屋子中央的灶台处，忙着烧奶茶。

尕多穿着青色的长款棉夹克，左边的衣领卷了起来，两个口袋里不知放着什么，鼓鼓囊囊的。他的三个孩子此刻正在屋外打闹。

他们一家子有几个月没回到这里了。

一个小时前，尕多和侄子骑着两辆摩托，载着家人，风风火火赶到这个放牧时才住的临时居所——他们从村委会那里听说，今天有一帮志愿者要到附近的山上取回拍摄雪豹照片的红外相机。

这个地方叫措池村，隶属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离长江源头不算远。在地图上，它只能用一个小点表示。两个月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尕多家对面的夏俄巴山头安装了三台红外相机。

趁着妻子整理屋子，尕多和侄子深一脚浅一脚，越过冰雪覆盖的湖面，到山脚下把三名志愿者迎进家里。

措池村村支书尕玛是牙哥水电站项目的坚定反对者。在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扎多的牵头下，他带领措池村村民在当地开展了十多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说，“水电站发的电是输到外面去的，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中一名藏族志愿者叫斯求才仁，目前是绿色江河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的管理员。尕多汉语不太好，才仁一路上就用藏语和他交流。

“他说，平时这个屋子他们不住的，今天专门过来，让我们到他家坐坐。”才仁边走边给我翻译。

刚进屋，尕多就端出两锅油炸饼，给我们倒上热腾腾的奶茶。

“喝酸奶吗？”他侄子问我们，“纯天然，自产的，没有任何添加剂。”

大伙显然没有理由拒绝。

一旁的才仁打开笔记本电脑，读取刚取下的 SD 卡，一家子人马上围拢过来，双眼紧盯着屏幕。

没过多久，这间不到 30 平米的土坯房便充斥着热烈的讨论声。尕多显得很兴奋——这两个月以来，对面山头上的三台红外相机拍到了 12 次雪豹影像。

这一切似乎都在绿色江河会长杨欣的意料之中。

“烟瘴挂大峡谷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但措池村的夏俄巴山也会有分布。我们下一步打算对夏俄巴山做一个定点考察，看看这里到底有几只雪豹，最后和烟瘴挂再作个对比。”杨欣说道。

2014 年，绿色江河在位于通天河上游的烟瘴挂大峡谷，首次拍摄到活体雪豹影像。

雪豹一般生活在海拔 2700 至 6000 米的高原地区。根据国际雪豹基金会估计，雪豹现存种群数量仅有 3500 只左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将其列为濒危动物。在中国，雪豹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而在绿色江河去年组织的“烟瘴挂生物多样性调查”中，不足 40 平方公里的烟瘴挂大峡谷中就发现 9 至 14 只雪豹的踪迹。

根据 2014 年 12 月 5 日《长江源烟瘴挂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评审会公布的考察结果，除雪豹外，红外相机还记录到白唇鹿、马麝、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等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兔猻、猞猁、水獭、藏原羚、盘羊、岩羊、石豹和棕熊等 8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发现缘毛紫菀、密生波罗花等有种子植物 200 多种，其中国家二级以上保护植物4种。

这些结论是近百名志愿者、科学家和民间环保人士经过近一年实地考察后作出的。

2014 年 6 月，野生动物调查队正在烟瘴挂大峡谷中行进。“烟瘴挂生物多样性调查”由野生动物调查、野生植物调查和人类学调查三部分组成。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学家连新明是野生动物调查队的主持人，四川大学植物学教授唐亚率领植物调查队，人类学教授徐君则带队组织人类学内容的调查

“这么做，其实是要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这里的野生动植物种类之多、品种之珍稀，令人难以置信。”杨欣和志愿者的终极任务，是摸清该地的生态环境“家底”，拯救烟瘴挂。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 6300 公里长江上仅存的最后一个自然峡谷。而在最近两年，一个水电站即将选址此处的风声已经悄然四起。

杨欣正在烟瘴挂大峡谷进行红外相机取卡作业。杨欣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会长，今年 52 岁，自 1986 年全程漂流长江以来，已投身长江源环境保护工作近 30 年

（一）

即便在地图上也找不到这块处女地。

半年前，我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尝试搜索“烟瘴挂大峡谷”的地理位置，没有成功。

“烟瘴挂”来自藏语发音“烟瘴嘎”（音），意为“白色的石山”。

1985 年 6 月，四川探险家尧茂书独自划橡皮筏，从长江源的姜根迪如冰川出发，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漂流。

400 多公里后，橡皮筏进入长江上的第一个峡谷。在地图上，这个峡谷没有任何地名标注，一位藏族牧人跟他说了峡谷的藏语名。

他抬头张望时，从下游飘浮而上的雾气，如层层笼罩的烟瘴，笼罩在峡口的激流巨浪之上。根据藏语音译和现场景象，尧茂书在地图上将这处峡谷标注为“烟瘴挂”。

奔流了 430 公里的通天河，在此处受到冬布里山阻挡，数公里宽的辫状水道立刻收为急流一束，切割开冬布里山，形成万里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峡谷。

烟瘴挂位于通天河上游河段，峡谷南侧为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的索加乡，北侧为该州的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峡谷谷底平均海拔 4300 多米。

如今，它也是长江上的“最后一个峡谷”。

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1950 年代至今，长江流域建成、在建或规划中的水电站大坝已超过 2000 个。

“烟瘴挂是整个长江流域原生环境保存得最为完好的一片净土了。但是，这个位于长江干流源头的峡谷，也很有可能成为水电站建设的牺牲品。”今年春节前夕，杨欣从成都赶来上海，组织绿色江河华东志愿者聚会。第二天，我约他在静安寺附近一家咖啡馆见面，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那座规划工程的名字：牙哥水电站（因注入通天河的支流“牙哥曲”而得名）。

彼时杨欣已经与这座水电站“暗战”了一年多。

2013 年，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扎多打电话给杨欣，邀请他到烟瘴挂看看。扎多是索南达杰（1954 年－1994 年 1 月 18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1992 年创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开展可可西里地区生态保育工作）生前的秘书，从小在烟瘴挂峡谷地区长大。最近十年，他一直在引导当地的牧民从事环境保护。

杨欣去了之后，就参与藏人的祭山活动。路上几个牧民闲聊说，这个地方有工程队来了，“他们说要修桥”。

“他们不是要修桥吧。是不是要修水电站啊？”扎多随口应道。

“这个地方冬季结冰，水量不大，修水电站不划算。”杨欣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回到成都后还是立即搜集来各种资料，这些文本印证了扎多的推测：“在整个通天河水电规划里面，在烟瘴挂就有一个水电站。”

和杨欣见面的第二天，我在上海市图书馆找到一份最早的佐证资料。2007 年 11 月的《人民长江》，署名伊森昌、龙鸿云、李晓芳和卢迎芳的四位作者，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青海省通天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浅析》的文章。

根据文章标注，伊森昌是青海玉树电力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卢迎芳是其同事；龙鸿云和李晓芳隶属于青海省水利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该文写道：“通天河流域水量丰沛、落差大、水能资源蕴藏丰富……根据 2004 年《全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青海省）》和实地勘察结果，通天河流域理论蕴藏量大于 10MW（功率单位：兆瓦）的河流有 20 条。”

文章还列出在通天河开发水能资源的“四点必要性”，其中一点是“建设长江上游绿色生态环境”。

在文章公布的四座规划水电站中，就包括“牙哥水电站”。根据文中表述，牙哥水电站蓄水位 4410 米，坝高 44 米，装机容量 63.6 兆瓦，年发电量 3.522 亿度。

当专门从事江河生态调查的环保人士杨勇也向杨欣证实牙哥水电站的规划时，他坐不住了：“他妈的，水电站修到这儿来了！”

烟瘴挂大峡谷水急浪高，峡谷出口处乱石密布，发动机马力不足以使冲锋舟逆流通过，志愿者只能采取最原始的人力拉纤方式，拉着冲锋舟绕过激流和礁石，再启动发动机

孙爷本名孙建军，今年 60 岁，典型的老顽童性格。他曾经在青海省体育局工作，从 1998 年起就是绿色江河的志愿者，自称“高级杂工”，也是当仁不让的“野外生存大师”

（二）

如果你没有去过烟瘴挂大峡谷，很难体会杨欣的愤怒。

1986 年，23 岁的杨欣跟随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全程漂流长江。七八年后，他又两次组织考察队伍，划着漂流船通过烟瘴挂，每次都能看见出没的熊，还常常遇到野牦牛、藏野驴、狼和旱獭。

“这个地方的野生动物太多了。如果大坝蓄水成功，长江最后的急流——通天河便停止了奔涌，水位提升 40 米，回水 100 公里，烟瘴挂这一生态天堂将彻底毁灭！万里长江的自然峡谷将全部消失！”杨欣说，他一直在做长江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如果连长江上的最后一片净土都没有保住，“还是会感觉到有愧”。

杨欣的“围魏救赵”计划在 2013 年夏天初步成型：组建一支专业队伍进入烟瘴挂，对峡谷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普查，借以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他说，只有找到雪豹，才最有可能“引起轰动”。

作为青藏高原上的“旗舰性物种”，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发现雪豹的新闻，在最近几年经常引发热议。

“如果我们能在峡谷内找到雪豹，或许还能阻止水电站项目。”杨欣说道。

不少当地老百姓告诉杨欣，自己曾亲眼看见过雪豹。

才仁 80 多岁的爷爷就住在沱沱河畔。至今，老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仍是年轻时的打猎生活：“那个时候打狼，不是为了吃狼肉，而是为了保护羊群。雪豹生活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和我们的牛羊几乎没有冲突。我还记得我那个捕狼的夹子误抓过一只雪豹。”

但在 2014 年以前，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可以证明，烟瘴挂大峡谷及周边地区存在雪豹活动的踪迹。

因此，在峡谷的高山绝壁间安装红外相机，捕捉雪豹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成为本次科考的主要调查方法。

杨欣找到自然摄影师徐建：“你给我示范示范，这个红外照相机怎么用。”

徐建手把手告诉他使用红外相机的要点、如何装取 SD 卡。

“这一台得多少钱？”杨欣问道。

“外面大概要三千块钱左右。”徐建说道。

“最低价钱多少？”

“1500 吧。”

“那成。”杨欣便委托徐建从深圳购买来 40 台红外相机。

那阵子，还有个生产云台摄像机的老板想来绿色江河做志愿者，不由分说寄了好几台机器给杨欣。

仅有科学的调查方法显然不够，杨欣调动自己的人脉资源，找到了几位足以为这次调查活动背书的科学家。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学家连新明是野生动物调查队的主持人，四川大学植物学教授唐亚与王静、张立芸两位博士率领植物调查队，另一位川大教授、人类学家徐君则带队组织人类学内容的调查。

在正式调查开始前，杨欣已经和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站长吐旦丹巴、管理员才仁等对烟瘴挂进行过 4 次摸底调查。

2014 年 4 月底，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成都、西安、兰州、西宁、格尔木的科学家、电力工程师、摄影师、医生、漂流探险家、攀岩高手、本地牧民、后勤保障人员等，在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集结完毕，取道水陆两路进入烟瘴挂。

2014 年 8 月，运输队在向峡谷运送物资途中，在夏俄巴曲陷车。从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到烟瘴挂大峡谷，可走水路和陆路。陆路是离开青藏公路后，驾驶越野车经过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的乡村土路，到达烟瘴挂的下游出口处，最后 12 公里是在河道、沼泽、石滩和沙地中穿行，平均时速不到 30 公里

（三）

一年后，当我跟随绿色江河志愿者进入烟瘴挂，才对“水陆两路”有了更具体的认知。

陆路是离开青藏公路后，驾驶越野车经过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的乡村土路，到达烟瘴挂的下游出口处；水路是沿着沱沱河、通天河漂流 150 公里，穿过烟瘴挂大峡谷。

这次我们走的是陆路。

5 月 2 日清晨 6 点半，我跟随杨欣、才仁和其他 7 名绿色江河志愿者，驾驶三辆越野皮卡，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出发，前往烟瘴挂，进行红外相机取卡作业。

三辆车的司机分别是杨欣、才仁和孙爷。孙爷本名孙建军，今年 60 岁，典型的老顽童性格，顶着一头鬈翘的披肩发，看起来很没有条理，不像精心打理过，但也风度翩翩、特立独行。

他曾经在青海省体育局工作，从 1998 年起就是绿色江河的志愿者，自称“高级杂工”：“我除了钱不会要以外，其他全会！”

长江源保护站距离烟瘴挂 240 公里。越野车下了青藏公路后，杨欣把车停下，朝大伙喊道：“后面就没信号了，要打电话的快打。”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离开青藏公路，5 天后返回，其间没有信号。”配图是前方看不到尽头的乡村土路和远处的皑皑雪山。

正午时分，我们拐进措池村，村道边竖着几块大小不一的宣传牌：“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措池协议保护地项目”、“圣洁净土，需要您的保护”和“爱护湿地沼泽，造福子孙万代”。

2006 年，一项旨在保护三江源生物多样性的协议正式签署。根据协议，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将措池村范围内 2440 平方公里区域的自然保护资源授予措池村牧民委员会，由该村进行资源监测巡护与宣传。

“措池”在藏语中意为湖泊，措池村内有上百个天然湖泊及湿地。这里西邻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邻烟瘴挂大峡谷，是藏野驴、藏羚羊、雪豹和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

村支书尕玛和十几名村委委员、村民代表已经坐在会议室里等候杨欣多时——出发前，杨欣给尕玛书记打了个电话，他要利用中午停留的短暂时间，和村民作个交流。

“时间过得很快，距离上次见到大家，刚刚好过去一年。”杨欣通过坐在身旁的藏语翻译，向会议室里的村民汇报过去一年的烟瘴挂考察工作，“现在全球已知雪豹种群数量最多的是尼泊尔，每 100 平方公里有 12 只；但根据去年的调查，烟瘴挂这儿（每 100 平方公里）至少有 20 只，你们看相差多少。”

杨欣告诉村民，将来青海省政府有可能在烟瘴挂大峡谷“开发高端旅游”，从而使在座的每一位从中受益，前提是需要他们继续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当地牧民的环保自觉，让我一度感到惊讶。十多年来，措池村的牧民一直在义务承担保护湿地及沿线野生动物的责任。

2013 年，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牵头成立了“措池青年马帮”，由本村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和已毕业的青年组成，定期组织他们走进烟瘴挂大峡谷观察、认识和记录野生动植物，开展各种环保活动，把当地生态环保事业逐渐交给年轻人。

尕玛书记用宗教因素向我解释牧民的自觉：“三江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我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再加上藏传佛教重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使得大家会有崇拜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即使在盗猎猖獗的年代，因措池村地处偏远，外界扰乱较少，野生动植物被破坏的情况也相对较轻。四川大学人类学教授徐君的研究，也提出与尕玛书记类似的观点。

“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牧民是藏族，信奉藏传佛教，‘有情众生’的自然环境观使该区域的动植物得到很好的保护。”徐君在考察报告中写道，野生动植物与牧养的家畜一样，成为牧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外界看来不外乎是形状不同的花草，在当地人眼里都是富有生命且充满情感的。比如当地人称梅朵藏公为“偷炒面的花”，采一夺梅朵藏公拿在手里并对它进行玩笑式羞辱，成为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游戏。他们对拿在手上的花说“你偷炒面，羞不羞”，花就会变得不好意思，低下头或者合上花瓣。“把花看成人一样有情感，是典型的‘有情众生’的体现。”徐君说道。

杨欣与村民的交流会结束后，我问尕玛书记：“这里如果建水电站，对牧民有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哪来的好处？”他反问道，“水电站发的电是输到外面去的，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都知道。工程队来了就要打野生动物、挖山，这个峡谷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了。我看不到，我儿子看不到，我儿子的儿子也看不到。”

斯求才仁目前是绿色江河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的管理员，沱沱河当地人，黝黑，精壮，家里有好几万亩的草场。在烟瘴挂一带登山，几乎没有志愿者能够跟得上才仁的速度，人称“山地神行太保”

2014 年 7 月，措池村牧民在夏俄巴山进行祭山仪式。由于藏传佛教在当地深入人心，当地牧民一直有着很强的环保自觉。“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牧民是藏族，信奉藏传佛教，‘有情众生’的自然环境观使该区域的动植物得到很好的保护。”四川大学人类学教授徐君在考察报告中写道

（四）

我们在村委会传达室里简单吃了几块油炸饼，杨欣又塞了半包榨菜给我：“来，加点味道。”

稍作休整，我们离开了措池村。

最后 12 公里是在河道、沼泽、石滩和沙地中穿行，平均时速不到 30 公里。到达烟瘴挂时，已是下午两点。

去年，科考队就是通过这条陆路，将营地建设的物资和考察设备运达烟瘴挂口，在峡谷下游的河滩边搭建起 1 号营地。1 号营地可以驾车到达，2 号营地位于峡谷深处，只能走水路。烟瘴挂大峡谷水急浪高，峡谷出口处乱石密布，普通船只难以通过。志愿者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拉纤方式，拉着满载物资的冲锋舟，绕过激流和礁石，再启动发动机，把物资运抵 2 号营地。

2 号营地建成后，以两处营地为中心的指挥与后勤基地就形成了。来自措池村的牧民从营地出发，赶着牦牛进行峡谷内的二次中转运输。

根据此前的摸底调查与动物学家连新明的现场观测，牧民和志愿者把 8 套高清云台摄像机、39 台红外照相机及无线发射装置、光伏发电装置和电缆等设备，运送到指定的山头，再由工程师、攀岩高手在山头和崖壁上完成安装和调试。

2014 年 7 月，晨曦中的烟瘴挂1号营地。科考队将营地建设的物资和考察设备源源不断运达烟瘴挂口，在峡谷内搭建起1号和2号营地，两处营地成为科考的指挥与后勤中心。来自措池村的牧民从营地出发，赶着牦牛进行峡谷内的二次中转运输

一旦野生动物进入拍摄区域，红外相机可以连续拍摄 3 张图片，同时启动摄像功能，拍摄 30 秒的视频。

杨欣和几位科学家在 10 公里长、40 平方公里的峡谷区域内设定了 11 个红外相机观测点，分别用英文字母 A 到 K 标示。

营地建设和设备安装工作完成后，营地驻守志愿者开始加入调查工作。根据绿色江河官方网站的烟瘴挂志愿者招募公告，每名营地驻守志愿者的工作时间为一个月，一次带足 15 天给养，中途补充一次给养。

这份志愿者招募公告的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工作内容：野外驻营，进行野生动物观察和拍摄，维护野外拍摄设备，提取野外设备记录信息，完成工作日记和相关记录，营地生活设施维护。

招募条件：

1. 身体素质好，吃苦耐劳； 2. 有一定的野外生活和工作经验，包括做饭及野外生活设施的使用和维护，同时十分勤快； 3. 胆大心细，了解并适应野外工作和生活的艰苦、枯燥和一定的危险性； 4. 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和摄影能力，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愿意并能够把在野外的工作和生活体验记录下来，以文字和影像的形式与大家分享；

待遇：绿色江河负责志愿者服务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和志愿者服务期间的食宿，包括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食宿和保护站往返项目点的交通。其余费用由志愿者自理（志愿者从所在地至保护站的往返路费和途中费用）。

申请者需要经过初选、面试、体检、确认行程后，才会正式成为一名烟瘴挂项目志愿者。自 2014 年 5 月 3 日到 9 月 3 日的 120 多个日夜，共计 8 批、67 名志愿者接力驻守在峡谷内，连续不断进行数据和影像收集，协助科学家开展实地调查。

陆致晟和黄晓欣是一对 85 后情侣志愿者，去年 7 月前往烟瘴挂时，他们正在进行为期 300 天的“蜜年”旅行。

在今年 1 月的绿色江河华东志愿者聚会上，我见到了他们。

男生很白净，女生喜欢微笑。

2010 年，他们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他去英国留学，有一次我去英国玩，我们就约出来一起吃了个饭。”黄晓欣有些腼腆地说道，“然后就慢慢在一起了。”

聚会地点安排在上海宜山路的“新疆风味饭馆维吾尔餐厅”。志愿者坐了两大桌，我落座时，大伙正在大声交流着去年的经历。

“在挂（“挂”是科考队对烟瘴挂的简称）里的时候，杨老师只给我们喝白菜汤。”趁杨欣起身离开的一小会儿，一名志愿者笑着说道，“只有一次去牧民家里，我们才吃到肉。”

这名志愿者叫王钲棋，当天下午特地从南京坐火车赶来参加聚会。

他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留着板寸，上身套着一件中年男士风格的棕色翻领花纹长袖T恤，下身裹着一条紧身西裤，脚上是一双灰色运动鞋。

“小伙儿最近在忙什么呢？”另一位志愿者问他。

“在创业！”他说道。

“不错啊。”

“唉，不好做，再做一段时间，不行就找工作了。”他说完喝了一大口啤酒。

2014 年 8 月，志愿者在烟瘴挂大峡谷内安装红外相机。每名营地驻守志愿者的工作时间为一个月，一次带足 15 天给养，中途补充一次给养。自 2014 年 5 月 3 日到 9 月3 日的 120 多个日夜，共计 8 批、67 名志愿者接力驻守在峡谷内，连续不断进行数据和影像收集，协助科学家开展实地调查

（五）

不论是烟瘴挂项目志愿者，还是保护站驻站志愿者，绿色江河都要求连续一个月的服务时间，这对大部分上班族而言几乎很难做到。

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学生党，辞职的，换心情的（比如失恋、找不到人生方向等）。我跟杨欣开玩笑，绿色江河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心灵停泊的港湾。

“遇到失恋的，我就跟他们说：‘中华儿女何其多，何必在乎这一个’。”杨欣说道。

刘立亚应该属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混合型。

她是 1989 年出生的湖南姑娘，留着一头齐刘海，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身材娇小。大学毕业后，她在广西阳朔兴坪镇国际青年旅舍工作了四年，从店员做到店长。

“我是二月份辞职的，最近在自学德语，六月份我打算去欧洲旅行半年。”她说道，“感觉学习和成长到了一个瓶颈吧。我想出去看一下，我到底要干什么。”

她的男友是名葡萄牙兽医，他们后半年的主要目的地是葡萄牙和荷兰。“因为我自己没有钱，所以这次过去大部分时间会住在他家。”刘立亚这次来当绿色江河志愿者，也有这位葡萄牙男友的影响。

“他对于动物有种很特殊的情感。”刘立亚说道，“我们在一起的过去一年里，如果在回家路上看到一只青蛙被汽车轧死了，他肯定会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他俩一起去海南旅行，男友看到有些自然保护区被破坏得很严重，也会不禁流泪。

“所以我比较想来了解，这个地区斑头雁和雪豹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她申请到今年 4 至 5 月的斑头雁项目志愿者。这次烟瘴挂取卡作业，刚好多出两个志愿者名额，刘立亚被临时选上了。

这次进烟瘴挂，我们住在峡谷口一处牧民废弃的土坯房里。屋子的主人叫才让，窗户上没有玻璃，用来挡风的是几块破布和挂历纸。由于不够住，另外 5 名志愿者在门口搭起帐篷。未来几天，它将是我们在峡谷里的临时营地。

刘立亚负责后勤保障。下车后，她掏出笔记本，清点记录孙爷从保护站带来的物资。

“瞧瞧，我的酱油，海天牌酱油；这是花生油，给你们做炸薯条；瞧见没，我的刀，看谁还敢惹我！”孙爷把一件件“家当”从白色大油桶里取出，搁在床前的灶台上。

我和摄影师费了吃奶的劲，沿着 40 度的斜坡，从河滩扛上来一桶水。

第二天，刘立亚抡起锄头，沿着斜坡刨出了一条“土梯子路”。

“这孩子，靠谱。”刘立亚不在屋子里的时候，孙爷偶尔会冒出这样的表扬。

刘立亚是 1989 年出生的湖南姑娘，留着一头齐刘海，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身材娇小。大学毕业后，她在广西阳朔兴坪镇国际青年旅舍工作了四年，从店员做到店长。她的男友是名葡萄牙兽医，来当绿色江河志愿者，她也有受到男友的影响。在本次烟瘴挂红外相机取卡作业中，她主要负责后勤保障

（六）

5 月 3 日上午，志愿者分两组进入峡谷进行红外相机取卡作业。

我跟随杨欣、志愿者马小浩前往H点，才仁和志愿者霍达前往K点，其余两位志愿者李斯扬和李晶川在山脚进行地质考察。孙爷带着刘立亚和另一名女志愿者张嘉佳留守营地。

但刚出发就遇上了麻烦。我们需要先乘坐冲锋舟，沿着通天河逆流而上进入峡谷。前进了不到 100 米，发动机突然熄火，载着 7 个人的冲锋舟迅速向下游漂去。

坐在船头的杨欣迅速操起备用桨，上身后仰，探出船头，向岸边大幅度划桨，但冲锋舟仍在往下游漂。

大伙突然变得很安静，不约而同抓紧了船舷上的那条细绳——前方河道中央就是一个小漩涡！“砰！”冲锋舟经过漩涡时遭遇强烈的颠簸，河水瞬间涌入，灌进每个人的鞋子。

“晶川！帮个忙！”杨欣吼道。

志愿者李晶川慌忙拾起仅剩的另一支备用桨，学着杨欣划了起来。

“不行！你这方向反了！向后！向后！”眼见李晶川划桨没起到效果，杨欣大喊，“快给才仁！”

“漫长”的 3 分钟后，失去动力的冲锋舟终于靠岸——此时已向下游漂了 300 多米。

“这要是在丰水期，船就翻了！”杨欣上岸后，倒吸了一口气。

更换发动机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好在第二次出发终于没出岔子。

行进 10 分钟后，我们来到烟瘴挂峡口的那处险滩——这是长江中最靠上游的险滩。夏天，洪水季节来临，一般船只难以通过。1985 年，探险家尧茂书正是在漂过这个险滩后，为烟瘴挂命名的。

“下船，拉纤！”杨欣指挥道。由于逆流而上，冲锋舟发动机的马力不足以通过这一险滩，我们不得不依照去年科考队的方式，通过人力拉纤绕过激流。

1 个小时后，杨欣、马小浩和我在H点下船，开始攀爬垂直落差 300 多米的雪山。

雪越下越大，山坡表面的摩擦力大幅度减小，我们爬得很艰难。在高海拔地区爬山，最大的挑战来自空气供氧量的不足。烟瘴挂谷底最低处的海拔也在 4300 米左右，空气含氧量不到上海的 50%，稍微快步行走都能导致呼吸急促。

没过多久，杨欣就把我俩抛在了身后。

快到山顶的时候，雪停了。H 点安装了两台红外相机，分布在山顶的巨型岩壁下方。登顶的时候，我才发现下船时忘了脱去救生衣，而这一路竟毫无知觉。杨欣打趣道：“你可能是全世界穿着救生衣登上 4500 米雪山的第一人。”

烟瘴挂的天气，有点“一天四季”的意思，转眼太阳出来了。杨欣指导着马小浩，将红外相机 SD 卡中的影像拷贝至笔记本电脑。

事后统计，过去两个月内，H 点 1 号机拍摄到雪豹 1 次、白唇鹿 11 次（一日内，共两只）、兔狲 1 次、岩羊 19 次；2 号机拍摄到雪豹 2 次、鼬 1 次、雪鸡 4 次、岩羊 7 次。

吃过孙爷准备的夹饼，我们开始下撤。在半山腰处，只见远方的天空乌云密布，走在前面的杨欣回头朝我喊道，“快走！一会儿雪过来你就下不来了！”

才仁、霍达、李晶川和李斯扬早已在河边的冲锋舟上等候。我花了 50 分钟下到河岸，精疲力竭。杨欣告诉我，从山顶下来，才仁的最快速度只要 15 分钟。

在烟瘴挂一带登山，几乎没有志愿者能够跟得上才仁的速度。他是沱沱河当地人，黝黑，精壮，家里有好几万亩的草场。

“他好像在青海省运动会得过长跑名次。”一名志愿者说道。

当天下午，杨欣临时决定再增加两个点的取卡任务。才仁独自上 E 点，杨欣和霍达前往河岸另一边的 F 点。

40 分钟后，我腰间的对讲机响起杨欣的声音：“才仁，才仁，我这边的笔记本电脑没电，你那边结束后把那台笔记本送过来。OVER！”E 点与谷底的相对高度有 100 多米，站在山顶的才仁，此刻只是一个米粒大小的黑点——而在接下来的 10 分钟内，这位“山地神行太保”就径直从山顶冲到我们面前。

他将冲锋舟开至河对岸，抄起笔记本电脑，又朝 F 点奔去。

回营地的路上，才仁问：“杨老师，要不我把 D 点也干掉吧？”

杨欣摆了摆手：“算了，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夜幕降下，孙爷把车开到峡谷口的河滩高地上接我们。

当晚的月亮特别圆，天是深蓝色的，远山变成了黑色的剪影。不知谁说了一句：“今天是农历十五！”

2015 年 5 月，志愿者在风雪中进入烟瘴挂大峡谷进行红外相机取卡作业。由于发动机故障，冲锋舟在通天河遇险，向下游漂了300多米

（七）

晚餐是米饭、包菜炒肉片和番茄鸡蛋汤，全部出自孙爷之手。

“我就是一高级伙夫，给杨老板当‘后勤部长’当了快 20 年了都。”孙爷一边往炉子里加牛粪，一边笑呵呵地看着大伙吃饭。

“孙爷，你怎么不吃？”李晶川问。

“你甭管我，饿死的厨子三百斤！”孙爷答道。

在绿色江河，孙爷是当仁不让的“野外生存大师”。论开汽车，他是长江源这一带的一流高手，胆大心细，可以准确判断冰面厚度，驾车安全驶过冰冻的河面；他能依仗有限的食材，在野外快速做出可供 50 多人充饥的大锅饭；他还是一名优秀的自然摄影师，随身携带一箱用了 20 多年的摄影器材。他甚至对我们摄影师放话：“拍鸟这些活，你干不过我，少跟我吹牛逼！”

但我第一次见到孙爷，他既不在厨房，也不在驾驶室，更没在拍鸟。

4 月 30 日，我在格尔木遇见两位正要前往沱沱河的驻站志愿者。男生叫王玉泽，女生叫王晨雪，都是 90 后。当我们坐火车到达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的时候，已是凌晨 3 点多。

杨欣把王玉泽分配到一楼的一个双人间，尽管轻手轻脚，打开日光灯时还是把同屋的另一人吵醒了——他坐起，赤裸着上半身，睁开惺忪的睡眼，脸上看不出被吵醒的愠怒。

“老孙，这是新来的志愿者。”杨欣小声说道。

“好好好，快睡！”孙爷朝王玉泽做了个躺下的手势。

在烟瘴挂的第三天，孙爷带着刘立亚和张嘉佳，和我们在 B 点山顶会合。这是杨欣给两位女志愿者安排的“彩蛋”：“好不容易来一次，也让她们出来看看，不要老待在屋子里。”

从 B 点下山时，孙爷指着一处突出的小山头，故意用责备的语气对杨欣说：“去年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四五天，我一个人，就住在帐篷里面，就是啃方便面，还不让我烧水。”

杨欣想让孙爷拍雪豹，“能拍到就好，现在不都是红外线嘛，我们想看看一个人在这里蹲点能不能拍到。”

“后来拍到了吗？”我问。

“别提了，什么雪豹，连狼都没有，狐狸也没有，啥也没有。一闻到人的气味全跑了。”孙爷有些吹胡子瞪眼地说道，“还不许我出帐篷，就在帐篷里捂着，小便拿个壶壶，尿完，倒出去。”

年至花甲，孙爷依旧能在环境险恶的高海拔地区生龙活虎；每天我们出门时，他总会俏皮地说：“你们去工作，我给你们做饭饭，拍鸟鸟！”外人都羡慕他的身体，刘立亚却不这么认为：“其实他都是硬撑着。”

前一天下午，另一名女志愿者张嘉佳出门捡拾生火用的牛粪，许久不见回来，又没带对讲机。孙爷急了，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高血压犯了。

“病了一下午，吃了几片药才缓过来。”刘立亚说道。

（八）

在峡谷里的最后那个下午，趁着杨欣和几位志愿者在河滩上收拾冲锋舟，孙爷贼兮兮地从箱子里取出三袋牛奶，打算给大伙烧锅奶茶。

“三袋牛奶，太奢侈了。”他一边用刀割开袋口一边对屋里的两位志愿者吩咐道，“杨老板如果问我们这牛奶哪来的，就说是众筹的啊。”

孙爷总想着让大伙吃好，杨欣则负责勒紧裤腰带，为绿色江河省钱。

5 月 4 日清晨 7 点，杨欣还躺在弹簧床上的睡袋里。起床的李晶川望着杨欣问道：“杨老师眼睛眨巴眨巴地想什么呢？”

“这么多人头这么多张嘴，最辛苦的人就是他。”正给大伙张罗早饭的孙爷插话道。

“去年烟瘴挂项目花了快 100 万，把绿色江河的家底都快花完了。”杨欣轻叹了口气。

杨欣会在各方面要求大伙节俭。晚上如果有人要洗脚，孙爷会用捡来的牛粪另外再烧壶水——虽然烧水的速度慢，也舍不得用煤气。

杨欣夜里也不闲着。吃过晚饭，他会给大伙开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并对第二天的任务作出安排，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笔记本电脑，浏览红外相机这两个月来拍到的野生动物影像。

看到一些珍稀物种，他会显得很兴奋，“哎哟！你看这只岩羊紧盯着我们镜头呢！”“你看你拍到白唇鹿多费劲，我这白唇鹿的角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看，又来一只雪豹！六点多钟拍到的，比老孙起得都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显示屏，像解说《动物世界》般喃喃自语，直到深夜。

在这次红外相机取卡作业中，绿色江河在烟瘴挂大峡谷和措池村的 12 个监测点，共记录到岩羊 409 次、雪豹 58 次、白唇鹿 51 次、牦牛 40 次、赤狐 29 次、雪鸡 27 次、棕熊 14 次、乌鸦 61 次、兔狲 6 次、鼬 6 次、藏獒 2 次、鼠兔 2 次、雪雀 1 次、狼 1 次。在去年连新明撰写的《烟瘴挂峡谷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报告》中，明确得出该地区“雪豹种群密度为世界最高”的结论。

另一路的植被与植物调查也有收获。

青藏高原地区的草地退化非常明显，但烟瘴挂大峡谷内的草地植被却保留完好。保护站站长吐旦丹巴也是沱沱河本地牧民，当他第一次进到烟瘴挂的时候竟大声惊呼：“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草场，人躺在里面都看不见了！”

吐旦家有 24 万亩草场，但是养活一只羊就需要近百亩。他说，如果把烟瘴挂裸露的岩石都算上，养活一只羊只需要 20 亩左右，而岩羊的个头还大于藏绵羊。

唐亚等人完成的《烟瘴挂植被与植物调查报告》写道：“烟瘴挂是青藏高原草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较高的草地生产力，支撑了这一区域大量的野生动物群；烟瘴挂是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作用的一个区域，这在中国非常罕见。”

好消息是，杨欣最近从青海省发改委得知，青海省政府表示将不会在烟瘴挂大峡谷修建水电站。

他的“围魏救赵”计划成了。

“我把这儿的资料全部掌握齐了，我们提前筑起了一个‘绿色屏障’，相当于先下手为强，把他们修建水电站的计划扼杀在了摇篮里。”杨欣有些得意地说道，“我们直接把几十台红外相机安到了峡谷核心区，实现一年多实时不间断观察监控，一次次用越野车、冲锋舟把人员输送到峡谷最深处，拿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别人就说，没人像你们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