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要想让一个古村落存活下来,旅游业是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式。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SMART乡创峰会进行主旨演讲时表示,旅游固然能够产生若干活化乡村的成功案例,但如果没有本土精英阶层的引导,没有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没有男女老少的传承与相守,就不可能保障乡村的持续发展。
以下为演讲全文:
晓亮兄:你月初来京时向我推荐的《参考消息》上的那篇文章,《旅游业或可挽救中国古村落》,我看了。原文刊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网站,来自住建部项目组的罗教授认为:“在目前这一阶段,要让一个古村落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存活下来,旅游业是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式。”
作为国家旅游智库的领导者,读完这篇文章,我确是振奋。毕竟,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来自江南水乡、古徽州的一些古村落,云南的丽江、贵州的安顺、成都的“五朵金花”,都证明了旅游业应当,也能够在重新唤起古老村镇的活力方面有大作为。事实上, 2014年,我国乡村旅游的游客数量达12亿人次,占到全部游客数量的30%;乡村旅游收入3200亿元,带动了3300万农民致富。目前,全国有200万家农家乐,10万个以上特色村镇。地处安徽黟县东隅的西递村,随着旅游的迅猛发展,先后荣获“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5A级景区”、“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201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653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两倍。
作为一名从乡下走出的经济学者,我又不得不思考:旅游固然能够产生若干活化乡村的成功案例,但是真的能够保存、延续和提升古老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能够让原住民在既有的空间里生活和发展吗?从现有的乡村和古镇旅游发展的宏观格局来看,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即周庄、乌镇为代表的客源依托型,地处长江三角洲高客源产出地,交通便利;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景区依托型,位于黄山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景区,通过资源互衬引流传统的观光客源;以及,以丽江、青岩、凤凰为代表的资源依托型,本身具有可以活化的历史文化资源,辅以实景演出,吸引特定的休闲客群。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古村落还是不可逆转地衰落了。而更大数目的普通村庄呢?依然在同一个国度里与城市成平行线,自然演化着。每次回到皖北乡下的老家时,我都能够感觉到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在忙着盖房子——不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而是为了等拆迁的时候可以多获得一些补偿。从言谈举止中,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如果原住民对自身的生活方式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也不愿意付出才情与努力去建设家园,美丽乡村就会因为缺少内在的发展动力而成为空洞的口号吧。
在调研古村镇旅游时,我都会问当地的官员和经营者两个问题:现在的常住人口中的原住民的比例是多少?他们的平均年龄有多大?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令人气馁的,青壮年基本上都离开了,去城里打工、生活,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呆几天。留下来的都是年过半百,甚至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就是旅游发展起来了,甚至还有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的补贴,做生意的商家需要些年轻人,也多是操外地口音者。就在想啊,再过几十年,等这些老人走了,尽管建筑和空间布局还在,可是乡村还是原来的乡村吗?
无论游客多么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世外桃源,总是客啊,还是要走的。一个只有客人,没有主人的乡村,就像母亲已经不在,子孙也散去的老家,空余记忆中的乡愁,却看不见未来的生活了。 对于成千上万的乡村而言,发展旅游固然是重要的现实选项,可是仅有旅游又是不够的。
由是,我希望能够在共识的基础上,切实推进“中国梦·新乡村议程”,让乡村真正成为我们的父老兄弟、子子孙孙愿意留下来生活的美丽、富饶、乐业、文明的乡村,让乡村成为异国他乡的游客与原住民共享的真实乡村。在这项全新的议程中,旅游固然是重要的行动选项,但肯定不是全部。如果没有本土精英阶层的引导,没有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没有老有所养、少有所学、病有所医的社会保障,没有男女老少的传承与相守,就不可能保障乡村的持续发展。这个议程还将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需要从现在起就树立耐心细致的思想准备,而不是寄希望于几个“工程”,或者“样板”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为此,我们需要重构本土的精英阶层,让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乡绅主导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对于世居于此的村民而言,乡村是他们的现实生活空间,而不是用来保护的遗产,也不是简单用来开发的商业场所。传统的乡村社会基本上是退休返乡的官员、没有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共同治理的,他们了解决地方的风土人情,希望身后留名,故而会有恒常心。事实上,今天游客流连忘返的古村古镇,翻开那些泛黄的纸页,还能够在历史深处看见他们的身影。这些年,我们欠乡村的太多了,特别是历次的运动导致至少两三代的乡土精英流失,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和强势的城市文化又没有与乡村自然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现在是需要通过土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产权交易和农耕地使用权流转等改革措施重建乡村建设精英阶层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排斥党和国家和基层政权建设,也不排斥政府和专业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更不排斥大学生村官、专业志愿者、长期居留的艺术家对原住民现代生活方式的引导。关键是谁来主导,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从乡情现实出发,都必须是与这片土地身心相连的本土精英阶层。
为此,我们需要老年人守护这块土地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留下来。 现在有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漂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哪怕是做“蚁族”也不愿意回到三、四线城市,更不用说乡下了。我们不能说乡村不美丽,也不能简单地指责年轻人浮燥,只能说相对于城市而言,今天的乡村既不能满足年轻人的现实生活,也不能让他们看到未来。台湾电影《海角七号》有句台词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镇人民代表主席洪国荣面对大海,深深的感叹:“你看这片海这么美,为什么就留不住年轻人?”不是这片土地不美丽,也不是年轻人就愿意背井离乡,而是远方的城市更能够给年轻人以未来。在相对封闭的世界里,生产和生活资料都是相对固定的,没有外来力量的冲击,也没有创新因素的推动,个人的成长空间只余下“做官”以获得既定的稀缺资源分配权这一条路了。作家野夫的自传体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之所以能够获得共鸣,就是他道出了有才华的年轻人成长的吊诡之处:只有出走,才能成为家乡的骄傲。哪怕是功成名就了,也只能作为过客回来为家乡带来短暂的,如逢年过节般的几日燥动。留下来,则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像千百年的乡下人一样尘埃似的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去。这样的日子稍微想想都会令人窒息,除非没有信息和人的流动,我们才可能相信这块天地就是我们的宿命。然而,在农村的集市上都在销售韩国偶像组合EXO的劣质海报,小学生都在用微信谈论贾斯汀?比伯,余秀华都在渴望“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今天,我们又如何让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呆在乡下继续唱着那些古老的歌谣呢?
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本、技术、教育、创意和企业家参与进来,让年轻人可以就近就业的空间,在乡村也能够有幸福的生活。 讨论乡村研究院的组织架构时,我特别提出得有投资促进中心、产业发展中心、文化创意中心、科技转化中心,让社会资本、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文化人参与进来。投资的重点不要只想着外来游客的需要,对于绝大多数乡村而言,这并不是常态化的市场。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常识上来,乡村首先是世居于此的村民的乡村,其次才是外来游客分享的乡村。要从乡村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出发,用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发展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物流业,让年轻人能够在本地就业并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当创业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乡村不应当是独立于这个进程之外,而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在新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产业规划无论如何都应当居于中心位置。政府投资的重点则在于公路、电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领域,而不是忙于撤乡并镇、工业园区、万亩特产种植等短期的政绩工程。说实话,由于传统和惯性的存在,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经专门考察过一个村庄的水冲式厕所的改建工程,尽管有财政的专项补贴,尽管有强大的体制动员力量,其细节的复杂程度也足以让利村利民的好事硬是被弄成“水过地皮湿”的玩笑。也正因为其复杂、艰难甚至是可能的反复,新乡村运动的时代意义才得以彰显吧。
我国现有2万多个建制镇,64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官产学研和社会各界对如此规模的存量显然存在关注不足的问题。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冯长春教授在前不久召开的“美丽乡村——2015乡村规划教育主题研讨会”上给出了一个数据,从2007—2013年,300多万个自然村只有15万个编制了规划,就是加上漏统的,也不到10%。住建部做小城镇和村镇规划的示范点规划,也不到10%。正是这些数据让我看到了旅游在古村落保护中的直接作用的同时,也深感其在新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力不从心。只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集合包括旅游在内的产学研社会各界的力量,只有我们自觉地深入田间村头,把推动城市演化的资本、技术、知识和人才与真正的乡土力量融合起来,才能让乡民看得到未来。也只有等到乡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都富裕起来的那一天,乡村旅游的转型也好,升级也罢,才会有产业基础和品质依托。不然就会像小时候的乡下,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城里来了亲戚朋友,大人们洒水净道地忙活了好几天,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到头来小孩子还只是躲在厨房里想象着城里的生活。可是我们到城市去城里做客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复杂,往往只是多个人多双筷子而已。只有自然而然地分享受,而不是刻意地表演与接待,方是真正的待客之道吧。
晓亮兄,等到了那一天,不仅我们愿意在去乡下建座房子,比邻而居、谈诗论文、温酒煮茶吹吹牛,而且我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也愿意留下来,城里的朋友们有空就来看看我们,兴之所至地住上几天,那才是你我心中的乡村。记得起乡愁,看得见未来,优雅且从容。
